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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爲名詞和作爲限定詞的名字

Updated: Jul 19, 2022

讀詩的藝術的初階是掌握具體詩篇中從簡單到極複雜的用典。(哈羅德·布魯姆)

一首詩爲構成一個事典,幾乎總會直接或隱含地出現一些特定的名字。與之相對,在敘事性的文體中,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,它的敘述並非事典。諸葛亮對於《蜀相》是典故,但對於《三國演義》卻並非如此。在史詩中,奧德修斯和關羽也許代表了人性中的某些光輝品質,但他們首先是奧德修斯和關羽,其次纔是這些代表物。

此外,我對作品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典故都不明就裏,他們一個接一個冒出來,擋住去路。你能對一位來自許珀耳玻瑞亞的十八歲青年期待多少呢?我如今已經能更好地對付這些東西了,可這耗盡了我的一生。(約瑟夫·布羅茨基)

當一個語言學家談到狗要過街和狗喜歡吃肉的區別,他也許會說,前者的狗是說話人與聽話人對同一只狗的認識,而後者的狗是我們對普遍狀態下的所有的狗的認識。而當一首詩談到玫瑰將要盛開,他談到的將同時是:一朶玫瑰、這朶玫瑰、所有的玫瑰,以及玫瑰的代表物。嚴格地說,一首詩中的所有名字都是一次典故,無論事典還是語典。因爲在一門語言中,任何已經存在的名字都總是處在文化與句法的交界處:他對應着他的無數次曾經出現;任何從未存在的名字與之比鄰:他對應着他的從未出現。在這裏,事典與語典的重要區分也只存在於作詩法上,而絕不存在於一首業已存在的詩中。

……我愛你。(張棗)

可是出於種種限制,我們仍然不得不從作詩法的角度來觀察一句詩。狹義的事典在一句詩中講述一件往事:

劉向傳經心事違。

也許是一件從未發生,但從任何角度看都不影響其眞實性的事情:

溪水即興的潺潺聲 讓俄耳甫斯想到了 一首優美的歌。(W. H. 奧登)

劉向和俄耳甫斯的名字出現在這兩句彼此並無聯繫的詩中——如果我們忘記眞理,忘記所有的詩都是聯繫在一起的。那麼,也許不是那麼顯而易見的是,劉向的名字之於前一首詩,與俄耳甫斯的名字之於後一首詩,具有在根本上的不同的地位。對俄耳甫斯而言,他首先是其代表物的代表,其次纔是這一代表的代表物。對劉向而言,他則同時是代表和代表物,但無論如何,他首先主要是一個動作。換句話說,當一首詩首先令我們想起俄耳甫斯,其次令我們想起與之相關的事物,另一首詩則首先令我們想起一種被稱之爲劉向的動作,其次再令我們想起劉向所代表的事物。俄耳甫斯是一個確定的錨點,劉向則是一種寬大的屬性。俄耳甫斯本身即是一個定冠詞式的限定詞:那一個俄耳甫斯。劉向則是一個名詞,是圖像與花朶:預示,而並非,那一個劉向。

不!我並非哈姆雷特王子,當也當不成。(T. S. 艾略特)

這樣的二分法有時候也許不太重要,有時候也許難以彼此區分。一個成爲形容詞的名字幾乎總是名詞(儘管我們的說法在語言學上不太可靠);另外一些時候,一個作爲名詞的名字能夠與限定詞同現:

一個新的但丁俯下身子, 在空白的紙上寫下一個單詞。(約瑟夫·布羅茨基)

但這同樣並非普遍:因爲我們知道(或相信)所有再次在一首詩中出現的但丁都是新的但丁。那句著名的杜詩也許可以改寫爲:一個新的劉向違背了他的心。另一首古典詩則說道:

鄧攸無子尋知命,潘岳悼亡猶費詞。

在他的某個英譯(的回譯)中,這些來自於古代東方的奇異的名字被普通的名詞所替換:

有個比我更好的男子,入土時沒有子嗣。 有個比我更好的詩人,他的詩沒能喚醒死去的妻子。

在元稹的原作中,鄧攸與潘岳都是名詞而非限定詞。語境更換。典故無法被確認。於是名詞成爲限定詞,但僅代表其本身(不熟悉的!),不再得以暗示其代表物。意識到這一點的譯者重新向名詞貸款,具有普遍意義的語詞成爲這兩個名字在功能上的對等物。限定詞重新成爲名詞,而表示其存在的「有個」在這裏充當借條。


下面一首詩可能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最易於理解的例子:

至今猶憶谷川流,每有涼宮春日愁。 老去誰能雙馬尾,原來我是一豬頭。 看輕小說光陰死,寫壞情詩運命由。 空洞牢騷君不見,徒然此世更何求。(佚名)

如果我們的分類成立的話,那麼在這裏,谷川流是一個限定詞而涼宮春日是一個名詞。在詩不斷爲我們展開的無數的嶄新的語境中,一個個奇異的名字猶如世界的雙馬尾,引領着豬頭們向着命運的跨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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